整理者手記

【資料圖】

本文口述者劉宗漢先生于2023年6月23日仙逝。劉宗漢生于1939年2月27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為民國時期代總理、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先生擔任私人秘書，他是朱啟鈐先生的最后一任秘書。也就是在此期間，劉宗漢結交朱啟鈐先生、章士釗先生等諸多名士。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1979年8月進入中華書局工作，1999年12月退休。曾任中華書局語言文字編輯室主任。

口述者劉宗漢先生

劉宗漢生前計劃由我負責整理他的回憶文章，我自知水平有限，誰料劉先生堅決表示由我完成，他客氣地說“老兄占了兩個優勢，一個是老兄文筆好；一個是老兄時間自由”。文筆好不敢說，時間自由倒是沒錯。蒙劉先生垂愛，就開始為劉先生記錄整理文章。在整理過程中，也曾走過“彎路”，就是劉先生講述自己家史過于冗長，但劉先生很快發現并及時糾正了，劉先生說“我的一生最大的亮點是在桂老（朱啟鈐）身邊待了八年，我要多把在桂老身邊的所見所聞多跟你說一說”。

此文內容主要就是劉宗漢先生通過朱啟鈐、章士釗結識了民國重要人物袁滌庵的哲嗣袁紹良，從與袁紹良的交往之中，既得到了袁紹良堪稱傳奇的個人成長經歷，也從側面了解到了他的父親袁滌庵的部分史實。讀來有趣且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一 章士釗資助革命的2萬銀元從何而來？

我在1956年到1964年期間，曾經為民國時期的代總理、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先生擔任過秘書八年，與桂老（朱啟鈐先生字桂辛）之友人行老（章士釗，字行嚴）多有交往，也曾在史家胡同行老府上邂逅袁滌庵先生的幼子袁紹良，一見如故，相談甚歡，遂多有往還，始知不少乃父鮮為人知之故事。

袁滌庵（1881-1959），名翼，譜名興忠，又名鴻縉，字滌庵，晚號剡溪老人，以字行。浙江嵊縣上碧溪村人。

袁滌庵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留學日本，畢業于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化學系。回國后為紹興府中學堂（現紹興一中）監督。宣統元年（1909）應部試，授工科舉人。曾任職江南制造局，農工商部技正。辛亥革命后，任教天津高等工業學堂，為奉天造幣廠技師。民國三年（1914）任甘肅省鎮番縣知事。后棄官從商，興辦實業。投資煤礦業和紡織業，曾任熱河北票煤礦總經理。同時參與秦皇島建設及發展紡織業等，先后為南京江南水泥、唐山啟新洋灰公司、天津東亞毛紡廠、仁立地毯公司、棗莊煤礦、中興海運公司等股東或董事。集資創辦首家北京有軌電車公司，成為京津地區知名的實業家。至于為什么袁滌庵要親自開辦煤礦，這是因為袁滌庵有非常強烈的能源意識，他認為煤炭是重要能源，中國人在能源上一定要自力更生。

袁滌庵還是一位古籍收藏大家，一生收藏稀見珍善本數萬卷，并專注于史部方志，特別是浙江方志。其身后藏書已悉數捐獻國家，藏品被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科學院等多家公藏機構收藏。其中由袁氏后人捐贈的朱熹撰《資治通鑒綱目》宋刻本，現為浙江大學圖書館“鎮館之寶”。

袁滌庵一生經歷了從清末到新中國多個歷史時期，橫跨學、政、商三界。其交游廣闊，與各個時期的達官顯宦、軍政要員、金融巨頭、社會名流、文人學者等都過從甚密，與蔡元培、徐錫麟、魯迅、張秀民等越地名流都有交集。

由袁氏后人捐贈的宋刻《資治通鑒綱目》，現為浙江大學圖書館“鎮館之寶”

新中國成立后，袁滌庵擔任北京協和醫院及北海公園董事。曾獲邀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文史館員，但因年老體弱婉辭未就。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章士釗曾資助過毛澤東2萬銀元以進行革命活動之事，但是章士釗自己是拿不出這筆巨資的，因為章士釗一生或為律師或為教授或從政，收入固然豐厚，但用今天話說，也不過是個工薪階層而已。他甚至沒有自己的產業，1949年后他曾一度居住在東四八條朱啟鈐先生家里，后來周恩來給他安排史家胡同的四合院供他居住。那么這2萬銀元到底從何處而來呢？

1918年6月，經章士釗舉薦，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楊昌濟到北京大學任教，楊昌濟得知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正在籌備赴法國勤工儉學事宜，于是將此消息告訴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于是毛澤東認為留法勤工儉學大有可為。毛澤東于是開始制定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并開始籌措經費。1920年6月，毛澤東、蔡和森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一事籌措經費，專程自京城赴滬上，攜楊昌濟的手書拜訪章士釗，楊昌濟在信中寫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毛澤東、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而已，救國必先重二子”。章士釗見此信，即發動經濟界人士捐款，并將籌集到的2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幾十年后，毛澤東有一次對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說“行老哪里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學去歐洲，另一部分錢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見劉路、黃錦榮編著的《史家胡同循跡》）

既然章士釗這2萬銀元是籌集而來，那么到底是誰捐贈的呢？昆曲名家周銓庵曾回憶起當年袁滌庵與章士釗在康益餐館小酌時的一番談話，章士釗對袁滌庵說：“當年捐助留法青年的幾萬大洋，本是您讓我轉交，但您囑咐我別提您，我就一直沒提。”

由此可見，章士釗的這2萬銀元，是得于袁滌庵先生。

二 精于武術、醫術、圍棋、古文的奇人袁紹良

在袁滌庵先生的哲嗣中，最有成就的就是袁紹文和袁紹良。

袁紹文與周培源、錢學森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習過，美國第一個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就是袁紹文的學生。據香港大公報采訪袁紹良文章，袁紹良說，他三哥（袁紹文）在美國任職NASA（美國太空總署），曾經和錢學森相約回國效力，但是錢學森回國后，美國對袁紹文加緊了控制，本來65歲就該退休了，但是美國一再延遲他的退休，直到71歲才允許他退休，并且退休后再過5年才能回國。袁紹文回國的時候已經年近耄耋，受到了國家的歡迎，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

袁紹良是袁滌庵哲嗣中的另一位名人。

袁紹良是袁滌庵的幼子，我與他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相識并多有過從。因為我是給朱啟鈐先生當秘書，桂老（朱啟鈐）住在東四八條的時候，由于行老（章士釗）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桂老家的后院，那時候周恩來總理經常有事情找行老，而行老又住在桂老家里，這就多少有些不便，于是周恩來給行老在史家胡同安排了一套四合院，此后行老就一直住在那里。行老住在桂老家里的時候，我就經常能夠見到行老，后來行老雖然搬到史家胡同的獨立宅院，離東四八條仍然不遠，桂老與行老間經常有些事情需要“上傳下達”，還是需要我跑腿兒，所以我仍舊是行老府上的常客。袁紹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風雨如晦的時候，居無定所，章士釗先生獲悉，立刻收留了他，袁紹良在章士釗家里一住就是數年。

章士釗本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也受到沖擊，但章士釗能“通天”，他立刻寫信給毛主席，毛閱信后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有關人員，責令當即送還所抄全部書籍。還派專人住進了章士釗家，把章士釗保護起來了。（見《史家胡同循跡》）

那會兒袁紹良也就20多歲，我們歲數差不多，但是他輩兒大，比如說，我見到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的夫人叫馬伯母，他叫慧璉姐（馬連良夫人叫陳慧璉）；朱啟鈐的二兒子朱海北我們官稱“二爺”，見了面得叫他“伯父”，而袁紹良則管他叫“二哥”。

章士釗平時在家里喜歡穿大褂兒，在學者里頭，日常喜歡穿大褂的，除了章士釗，還有陳寅恪和錢穆。

1973年，年逾九旬的章士釗接受毛主席委派，乘包機前往香港開展統戰工作，不幸病逝在香港。

章士釗逝世后，袁紹良自然也就離開了章士釗家。后來在北京中醫醫院當了坐堂大夫。袁紹良不僅學過中醫，他的中醫還是名家傳授——師承著名中醫和武術名家吉良晨先生。吉良晨則師承晚清御醫袁鶴儕，吉良晨同時又是清代太極拳大師楊露蟬的五世弟子，所以袁紹良在吉良晨親授之下，不僅醫術精湛而且精于拳術。中醫醫院曾給全體中醫大夫業務考試，袁紹良考了第一名。

袁紹良在中醫醫院工作的時候，偶爾會值晚班。趕上他值晚班的時候，我經常晚上坐108路電車找他聊天去。不僅聊天，看病也找他。他現在還是香港中醫協會的終身主席。

我在30歲左右腹部有個地方經常疼痛，當時又沒有超聲波等影像檢測技術，西醫一直按肝炎給我治，可是我的轉氨酶并不高，治來治去，沒有任何效果。中醫也看了不少專家，吃了一年多藥，都是沒有效果。最后找到袁紹良，讓他給看，他給開了方子，按他的方子吃了藥，效果特別好。現在我知道了，我是慢性膽囊炎，只有袁紹良給我治病的路子是正確的。

袁紹良家境非常優越，小時候請家館先生教書。教他寫毛筆字和古文的是學者、書法家吳玉如先生，也就是學者吳小如的父親。所以袁紹良的毛筆字就是走的吳玉如的路子。

唐詩他能背1000多首，《四書》張口就來，吳玉如教書的特點是讓你背書，經常講著半截兒就讓你背。袁紹良70多歲的時候到我家里來，背起《孟子見梁惠王》來，誦之如流。

像吳玉如這種以背誦為主的教學方法，現在很少見到了。

袁紹良還精于下圍棋，他的圍棋是圍棋大師過惕生親授。過惕生是當時圍棋第一高手，那時候下圍棋的路子跟現在聶衛平他們不是一個路子。

袁紹良的太極拳由于是名師傳授，跟現在的太極拳還不太一樣，現在的太極拳多是表演性質，可袁紹良學的這個太極拳長于實戰技擊。袁紹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章士釗家住的時候，周恩來為了保護章士釗，使其免受沖擊，專門派了兩個解放軍戰士給章士釗擔任警衛工作，這兩個戰士也都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但是袁紹良曾經手持一根竹竿與兩位戰士切磋技擊術。

袁紹良精于武術、醫術、圍棋、古文等等，都是名家傳授，也算是個奇人。現在已經沒有人有這種學習條件了。

歲月荏苒，時光流逝。轉眼已成耄耋老人，回憶往事，感慨系之。

整理者后記：劉先生生前開始口述他的回憶文章，計劃由我負責完成，非常遺憾的是，由于疫情原因，口述記錄工作一度停止。發表此文作為對劉宗漢先生的懷念。

劉宗漢口述 李其功整理

（原標題：我所知道的袁滌庵和其子袁紹良）

來源：北京晚報

流程編輯：U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