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再工業化”戰略成功實施，美國實現國際貿易平衡乃至順差，那此時美元如何向全球輸出？如果無法有效輸出，那么美元又如何來承擔國際核心貨幣的職責？

2008年，破壞力僅次于1929-1933年大蕭條的金融次貸危機爆發。對于這場危機，很多專家學者給出的解釋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美國經濟自二戰后而始的、持續幾十年的“去工業化”。為此，他們認為美國新的經濟增長，必須依靠實體創新而非金融創新。在他們看來，金融創新導致了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金融市場過度擴張及金融資產過度升值、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混業經營風險無法控制等等。

或是受這樣的觀點影響，翌年，甫一上臺的奧巴馬政府就提出了所謂“新經濟戰略”：美國經濟要轉向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要讓美國回歸實體經濟，重新重視國內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發展。這也就是美國的“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戰略。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從2009年到2012年，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了“購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計劃”等多項政策來幫助美國制造業復興。這一策略確實有一定效果，至少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奧巴馬憑借對汽車大廠的援助穩定了選票。奧巴馬在2012年的連任競選中嚴重依賴于對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救助，挽救了整個中西部工業地區的汽車制造業和相關就業崗位。但美國制造業的回升仍十分緩慢。從總體上來看，“再工業化”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多數行業都比不上金融危機前。

這也讓很多美國人為之失望，于是，特朗普的機會來了。2016年的大選中，特朗普喊出“雇美國人，用美國貨”的口號，大打制造業牌，給長期失去希望的“鐵銹地帶”下崗工人提振了信心，振興制造業在美國有很強的民意基礎，這直接導致傳統的民主黨票倉——“鐵銹地帶”的選民集體倒戈支持特朗普。隨后，制造業群體的利益與特朗普的利益相互強化捆綁。直至今天，這仍是理解特朗普行為的關鍵。

拜登政府上臺后進一步強化對美國制造業的支持，先后頒布《芯片與科學法案》、《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等法案。尤其是2022年8月，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出臺包括高額補貼在內的大量激勵措施，以推動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技術在美國本土的生產和應用。這一措施引發歐盟國家強烈不滿。在歐盟看來，拜登的做法與他的前任特朗普并無本質區別，都涉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的“再工業化”純粹是以歐洲去工業化為代價。

那么，美國政府為何會執著于推動“再工業化”呢？在此，不妨先看看韋伯斯特詞典對“再工業化”的注解：再工業化是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特別是通過政府的幫助來實現舊工業部門的復興的現代化，并鼓勵新興工業部門的增長。或可給予我們部分答案。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在面對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的低增長、高債務、高失業等多重困境，于當時的美國政府而言，短期內需要實現的目標必然是加快經濟復蘇，保障就業增長，這也正是“再工業化”戰略提出的一個現實原因。奧巴馬在推出“再工業化”發展戰略后，就多次明確提出當時美國最核心、最首要的任務是確保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

除此之外，美國意圖通過“再工業化”來改善其國際收支失衡問題，無疑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在現有的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下，新興市場承接了發達經濟體“去工業化”轉移出的制造業，迅速發展壯大，國際競爭力相對明顯，發達市場制造業則因勞動力成本較高、稅額較重等諸多因素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相對不足，最終體現為巨額的貿易逆差?！霸俟I化”的目的，旨在收窄國際貿易逆差，特朗普甚至期待實現完全的國際貿易平衡，乃至順差。但也正是源于這點，令美國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們知道，當前的全球國際貨幣體系呈現如下格局：由于美元是國際核心貨幣，其他國家就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那么，作為需求方的其他國家，就必須通過出口賺取外匯的形式，來賺取和儲備足夠的美元。而作為供給方的美國而言，要想確保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則必須以長期貿易逆差的形式輸出美元。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是以長期貿易逆差為代價，來實現其美元霸權的。

而在“再工業化”的背景下，于美國而言，就形成了一個新悖論：如果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得以成功實施，美國實現國際貿易平衡乃至順差，那此時美元又當如何向全球輸出？如果無法有效輸出，那么美元又如何來承擔國際核心貨幣的職責？這時，世界各國為繼續開展國際貿易，必然會重新錨定一種新的貨幣，來作為其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這時，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或霸權）必然會隨之動搖。

（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