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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敦煌劫余經卷的傷心史

劉詩平 孟憲實

【資料圖】

說起敦煌學，沒有什么比“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更能濃縮歷史的辛酸和觸動國人的心靈。這不僅在于文物流失本身，也在于中國自己內部的種種不齒現象。

就在學者們尋蹤流散四方的敦煌文書之時，保存在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內的敦煌文書，也開始了編目、整理和研究。然而，它的命運始終是多舛的，還沒有安穩地度過一段日子，日本軍國主義又發動了侵華戰爭。

敦煌莫高窟

糟與偷：敦煌經卷的增減

敦煌經卷存入京師圖書館后，清點總數為8679卷。當初敦煌縣政府將藏經洞劫余經卷裝車運京，第一批起運的準確數字是6004卷，沿途散失，到京后又連連被盜，可是數量沒有減少，反而有了大量的增加。

那么，運到北京的敦煌經卷真的增加了嗎？當然沒有。原因很簡單，監守自盜者為了掩蓋自己的盜竊行為，把原來的經卷一分為二或一分為多，反正紙質文書很容易一把撕開，使得總件數并沒有減少。但是，這個掩蓋行動是一種更嚴重的破壞，它導致了經卷固有聯系的進一步喪失，為后來的理解和研究人為地制造了麻煩。

不僅如此，從京師圖書館接收經卷到20世紀20年代初的十年里，還有一組會“變”的敦煌文書數據。這次，不是增多，而是減少。

1912年6月核查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時，8679卷已經只剩下8662卷，丟了17卷。

1917年5月核查時，查明4卷送到奧地利展出有去無回、4卷送了張謇，另外11卷下落不明，為8660卷，比5年前少了2卷。過了不久，又被魏家驥等人合伙偷去1卷。最后，魏家驥倒是抓到了，并且被判罪，但偷走的經卷沒能追回。

1918年10月，圖書館館事趙憲曾從櫥柜里意外地發現了5卷未曾見過的經卷。3個月后，新來的館事張宗祥和主管寫經的孫某，又從過去整理過的經卷灰土堆中，清理出了殘經5種又143頁。不過，這些辛辛苦苦吃著灰土清理出的經卷，以及趙憲曾新發現的5卷，后來又下落不明了。而原來的8660卷敦煌文書到20世紀20年代初，實存8653卷，又少了7卷。

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劫余的敦煌遺書，從敦煌到北京，數量的增和減，這種種不幸現象，很容易讓人想到曾經參加明清內閣檔案整理的魯迅說過的話：“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不單是對于書籍和古董。”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書 唐朝《佛說玉耶經》

防盜式目錄與《敦煌劫余錄》

在有監守自盜行為發生的背景下，學者們只好開始做防盜式的搶救性整理和研究。1911年，京師圖書館將學部移交的敦煌文書編成草目。

為防止敦煌文書再度被盜和丟失，佛學家李翊灼挑出比較完整的經卷，進行了初步登錄編號，記錄經卷的長度、開頭二行的開頭二字和最后二行的最后二字，做了一個防盜式的財產賬。按照《千字文》的順序用字排號，“天”“玄”“火”三字空缺未用，從第一個“地”字到第九十個“位”字，每字下面安排100個號，其中“位”字只編了79個號，所以總數為8679號。同時，對其中2000多號經卷做了比較詳細的著錄。此后，又相繼請鄧高鏡、周叔迦等學者排定編目，草擬目錄初稿，每號的天頭標注庫內收藏號，地腳標注經名。這就是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的第一個目錄——《敦煌經卷總目》。

京師圖書館最早收藏敦煌文書時，將其放在位于廣化寺館舍中的善本書庫。1917年位于前國子監舊址的京師圖書館新館開館后，敦煌文書被運到新館收藏。俞澤箴、孫初超、江味農、張書勛、鄧高鏡等館員對敦煌文書做了整理收藏，同時開始編纂更加詳細的敦煌文書分類目錄。1925年，比《敦煌經卷總目》更加細致的《敦煌經典目》編纂完成。

在中國學者的心中，并非只是編纂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目錄，他們還希望編纂出海內外所藏敦煌文書總目錄。面對敦煌寶藏流散四方，學術界開始整合力量，著手更大范圍的敦煌文書調查和整理。

1925年9月，交通部總長葉恭綽集結一批學者發起成立“敦煌經籍輯存會”，編目整理海內外公私所藏敦煌文書。輯存會對流散各地的敦煌文書展開調查征集，匯聚公私所藏，進行系統整理，翻譯海外所出館藏目錄，著手編輯敦煌文書總目錄。

在輯存會號召下，歷史博物館編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錄》，發表在1926-1927年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上。在此前后，其他幾種英法所藏敦煌文書的目錄和資料也相繼問世。

然而，隨著工作的開展，國外敦煌文書原件不易見到，私家所藏也不愿公布，學者們空有一番雄心。漸漸地，輯存會的活動開始悄無聲息。

時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兼京師圖書館館長的陳垣，是敦煌經籍輯存會的采訪部長，應輯存會之約，著錄京師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以《敦煌經典目》《敦煌經卷總目》為基礎，陳垣將館藏敦煌文書進行新的編排，將編目內容加以考訂、完善，形成《敦煌劫余錄》。但是，書還沒來得印行，輯存會已經停頓。

192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和史語所歷史組主任陳寅恪，敦請陳垣將其手中的北圖藏敦煌文書目錄完成付印。陳垣于是修訂初稿，刪其復出，補其漏載，正其誤考，由史語所于1931年刊行。

《敦煌劫余錄》大體按一件一號的原則著錄，共著錄8738號。每個經卷都作了提要，每卷注明原編號、起止字、紙數、行數等。這種著錄方式被稱為“防盜式目錄”，是汲取了敦煌經卷運到北京被偷的教訓，防止割裂首尾或竊取中間。如此編目，可謂用心良苦。

《敦煌劫余錄》

振聾發聵的“二陳”序言

《敦煌劫余錄》這部“防盜式目錄”，是我國學者編纂公開出版的第一部中國館藏敦煌文書目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漢文文書分類目錄，對日后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與此同時，“史學二陳”——陳垣與陳寅恪充分展現了作為敦煌學第二代代表性人物的個性和風采（羅振玉和王國維為第一代敦煌學代表性人物），使敦煌學的影響超出學術圈，引起全社會的強烈共鳴。正是這部書，中國學者表達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傷心苦語，提出了“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的時代召喚。

《敦煌劫余錄》篇首，有陳垣和陳寅恪撰寫的序言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歷劫僅存之意。陳垣在序中直陳：“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有人勸陳垣不要直接點出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名字，因為二氏來華，在學術界集會上彼此還經常見面，而且“劫余”二字過于“刺激”，是否將書名改改。陳垣回答說：“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思，怎能更改！”

陳垣（1880-1971）

陳垣在出版《敦煌劫余錄》時，斯坦因正在悄悄地開始他的第四次中亞探險。當斯坦因帶著護照離開南京后，時在南京的陳垣得知消息大怒，立即返回北平發動古物保管委員會舉行抗議活動，這也許是使陳垣多一層憤慨的原因。

已是歐美漢學界泰斗的伯希和，看到這本書的中文書名，自然感覺不爽。他的弟子、著名敦煌學家戴密微多年以后寫道：“當時中國的學者們也歡迎這批（敦煌）寫本的發現，伯希和曾在北京為他們展出，并以一些影印件或抄件相贈。但中國后來又指控他盜竊或搶劫，如陳垣于一九三一年編制的敦煌遺書目錄就聳人聽聞地稱為《劫余錄》，中國人今天還咒罵伯希和為‘法帝國主義的文化間諜’，甚至在法國也有人指責伯希和太肆無忌憚、太過分了，對伯希和的攻擊，甚至也株連到了他的老師沙畹。”

戴密微接著說：“伯希和曾在一次晚餐上給了攻擊者有力反擊，這已成為漢學史上流傳的趣聞。”

的確，當時的伯希和不僅在飯桌上發泄了不滿，還在他所編輯的《通報》雜志上提出了抗議。

《敦煌劫余錄》是這部書的中文名稱，它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英文書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敦煌寫本分析目錄》）。據中國近代考古學先驅李濟認為，這一英文名稱是陳寅恪的主意。李濟當時是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第三組）主任，陳寅恪是歷史組（第一組）主任。

陳垣所取的中文書名，充分反映了當時國人的悲憤心情，陳寅恪則壓住了內心的情感。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充分揭示這八千多號劫余經卷的價值，進一步借此傷心史呼喚和激發國人，借此材料研求問題，作敦煌學“預流”。

陳寅恪在序文中寫道：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

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一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

新會陳援庵先生垣，往歲嘗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經，以考證宗教史。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矣。今復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就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八千余軸，分別部居，稽核同異，編為目錄，號曰《敦煌劫余錄》。誠治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書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于異國，即秘藏于私家。茲國有之八千余軸，蓋當時唾棄之剩余，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系于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托憤慨之思耳。

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

今后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

陳寅恪沒有在“劫”字上花費太多筆墨，留存下來的敦煌文書，同樣有相當多極為珍貴、極有價值者。他的主要傾向在于主張“預流”，就是利用新出的敦煌資料研究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夠對內不辜負歷劫僅存的國寶，對外更能推進世界學術的進步；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敦煌文物流散已是傷心史，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不再是傷心史。

陳寅恪（1890-1969）

多災多難：戰火下的敦煌劫余

北圖藏敦煌文書的悲劇并沒有結束，學者們所做的目錄成果更是歷經磨難。

20世紀20年代，京師圖書館成立了專門為館藏敦煌文書編纂目錄的寫經組。先后參加過寫經組工作的徐鴻寶、胡鳴盛、李炳寅、徐聲聰、張書勛、陳熙賢、于道泉、許國霖、李興輝、孫楷第、朱福榮、王廷燮、王少云、馬淮等人，接續努力，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為館藏敦煌文書編纂了更加完善的分類目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

寫經詳目編錄的敦煌文書，是館藏敦煌文書中比較完整的部分，一批殘品繼續等待清理。北平圖書館寫經組在胡鳴盛組織下繼續清點，又整理出了1192號相對比較完整的敦煌文書，并在1935年6月前完成了目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的初稿。

就在中國敦煌學者為全面振興敦煌學而努力，北平圖書館寫經組為完善敦煌文書編目而孜孜以求之時，磨難再次降臨在北圖藏敦煌文書上，降臨在中國敦煌學家的頭上。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華北局勢動蕩。還在1933年時，北平圖書館為確保敦煌文書安全，在原來放置敦煌文書的樟木、楠木書柜外制作套箱，連同書柜一起，分兩次裝了47箱敦煌文書，存放于北京德華銀行保險庫。1935年，北平圖書館又將1933年裝箱時沒有整理完的殘片，裝了2箱。隨著局勢惡化，北圖將49箱敦煌文書和其他一些最珍貴的文獻南運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第一倉庫。

然而，上海也非“桃源”。日軍如果搶占公共租界，敦煌文書就隨時有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徐森玉于是向法國人資助的震旦大學圖書館要了一張憑證，冒著危險將包括敦煌文書在內的100箱善本珍籍運到了法租界。

徐森玉一顆懸著的心還沒有完全放下，就有人暗中向日本人告了密，這批珍籍不得不又要想辦法另藏別處。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部主任李宗侗在上海的住地距離藏書處不遠，并天天與徐森玉見面。當時李宗侗租的是法國人的一棟房子，房子的后面有一間車房，而他剛好又沒有汽車，里面堆放著他自己的各種圖書。徐森玉和李宗侗于是密商，將李宗侗的圖書放在外面做掩護、北平圖書館的珍籍藏在車房后面，才使這批珍籍暫時躲過劫難。

飽經磨難的遷滬敦煌文書，直到1950年初才在新的套箱裝載下，回到北京，存放于北京圖書館文津街館舍地下書庫。

國難當頭，北平圖書館寫經組的工作陷于停頓，寫經組被迫解散。已編好的館藏敦煌文書目錄及索引還沒來得及做最后的修訂定稿，即被束之高閣。戰爭的炮火一燒數年，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漸漸地這些學者心血所聚的研究成果變得無人知曉。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書 北宋《目連救母變文》

半個世紀后，1987年，北京圖書館新館落成，善本部由文津街7號北海老館，搬往白石橋路39號新址。善本庫房于1989年冬至1990年春完成搬遷入庫，敦煌文書隨同遷移到新館地下善本書庫。當工作人員開始清理原寫經組的各項遺留物品時，突然發現一堆手稿本。打開一看，正是當年寫經組沒來得及修訂定稿的館藏敦煌文書目錄及索引。

這真是悲喜交加的發現。而且，發現尚不止此。清理人員還發現了從老館善本書庫搬來的兩個標有“殘破經卷”的木箱，里面是一個個陳年舊紙包著的小包，有的蓋著寫經組的印。打開小包一看，竟然是敦煌文書殘片。它們是從甘肅運送到北京的敦煌文書——經第一次、第二次整理后剩余的殘片。1990年8月，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的方廣锠、杜偉生、王揚和姚永炬四位研究人員清點這些文書殘片，共清點出3614號。

因為戰爭的炮火，北圖藏敦煌文書經歷了多災多難的折磨。戰火燃燒，那些被派往歐洲調查英藏、法藏敦煌文書的中國敦煌學家，又會遭遇怎樣的磨難？

本文摘自《尋夢與歸來：敦煌寶藏離合史》，為該書第十三章《敦煌劫余傷心史》，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尋夢與歸來：敦煌寶藏離合史》，劉詩平、孟憲實/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版。